人工智能的起源-达特茅斯学院会议(上)

1956年9月IRE(后来改名IEEE)在麻省理工学院召开信息论年会,麦卡锡受邀做一个对一个月前达特茅斯会议的总结报告。这引起了纽厄尔尤其是司马贺的不满,他们认为麦卡锡只能聊,没干货,而达特茅斯会议唯一的干货是纽厄尔和司马贺的程序“逻辑理论家”。最终纽厄尔和司马贺做了妥协:麦卡锡先做总结报告,但最后还是由纽厄尔和司马贺讲他们的“逻辑理论家”并发表一篇题为“Logic Theory Machine”的文章。

插一个对于人性的理解。科学大人Freeman Dyson在他的《一面多彩的镜子》一书中借鉴过Isaiah Berlin“刺猬与狐狸”的比喻:刺猬是那些构建理论体系的人,而狐狸则是那些解决问题的人。在他眼里,爱因斯坦、哥德尔是刺猬,而费米、冯诺依曼属狐狸。

回到会议。麦卡锡除了和明斯基关系紧密外,和其他AI群体的交流并不多,在所谓其他群体中,最有影响的当属卡内基梅隆那一派了。麦卡锡晚年回忆说那时群体之间的沟通主要是通过研究生,研究生就像是大佬们的大使。后来斯坦福大学、卡内基梅隆大学、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确实互为教授,门户之见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被抹平了。

总之,1956年IRE信息论年会是个值得纪念的会议,除了纽厄尔和司马贺发表的那篇文章以外,心理学家George Miller发表了“人类记忆和对信息的储存”(Human Memory and the Storage of Information),这是那篇著名的文章“魔力数字七”(The Magic Number Seven)的另一个版本。同在此会上,乔姆斯基发表了“语言模型的三种模型”(Three Models for the Description of Language),该文证明了有限状态句法不能表达某类语言,这是乔姆斯基分层的起源。

从参与者角度看,大家会认为这次IRE信息论年会比达特茅斯会议更重要,影响也更深远。George Miller回忆说,他当时直觉认识到实验心理学、理论语言学、认知过程的计算机模拟,都是一个“大家伙”里面的组成部分。这个所谓的“大家伙”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加认知科学吧。

插一个IBM的故事。明斯基回忆自己在达特茅斯会议期间,在纸上画了一个几何定理证明器的设计,并手动模拟证明了等腰三角形的一个定理。会后的1956年9月,IBM招了新毕业的物理博士Herb Gelernter实现明斯基的几何定理证明器。麦卡锡此时受到纽厄尔和司马贺的影响,建议在Fortran里实现表处理语言,作为实现语言。这个项目在1959年实现后,IBM削减了对AI的投入,把这个项目砍掉了,理由是IBM不想给人以机器可以替代人的印象。IBM再次资助AI是20多年后的1983年了,现在好像IBM这家百年老店只能靠AI系统Watson翻身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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